本报特派记者专访日本著名阳明学家冈田武彦弟子疋田启佑

1994年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上，冈田武彦先生（前排右二）和疋田啓佑先生（前排右一）

记者：冈田先生生前曾五次到访中国，重走阳明路。除了贵州，您还和冈田先生一起去过其他哪些地方？寻访阳明足迹的路上，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故事？

疋田启佑：我和冈田先生一起到访中国五次，绍兴的阳明墓揭幕之行、余姚的瑞云楼之行、修文龙场之行都随冈田先生同行。我们第一次到余姚时，王阳明出生的屋子里还有人家住着；后来再去的时候，这户人家已经搬走，屋子变成了纪念馆。

我没有去过王阳明去世的江西省，但听说冈田先生曾在王阳明落星之处祭酒落泪，很希望自己也能去一次。

记者：在中国，王阳明先生的故居、墓地、雕像等很多是冈田先生在日本募捐修建的。您了解当年这些募捐的故事吗？

疋田启佑：我曾和日本国士馆大学的志贺一郎教授（注：志贺一郎教授也曾到过贵州）、中国社科院的蒙培元教授、张春波教授一起到过王阳明之墓。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墓地已经被完全破坏，墓石四处散落。后来，冈田先生和浙江省科学院的王凤贤教授、钱明教授主持将墓修复。关于修复的资金组成，不仅有来自大学内部的部分，也有来自冈田先生讲学机构相关人士的捐助。另外，还收到来自安冈正笃学会人士的捐款。

研究日本近世文学需要古汉语基础

记者：平日里，在教书育人做学问方面，冈田先生一直以王阳明先生为榜样吧？

疋田启佑：和冈田老师相识时，我还是一名学生。冈田先生是一位心胸宽大而又极富人情味的老师，思想灵活不僵化，待人平等无间，像是一口汲取不尽的知识之泉。他虽以精读典籍为本，但眼界十分开阔。

记者：您最开始是怎么接触阳明学的，又为何选择当冈田纪念馆馆长？

疋田启佑：我是1970年开始研究阳明学的。我在1960年从九州大学国文科（日本文学专业）毕业，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日本的近世文学，因为相关研究需要有古汉语基础，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中国哲学史。最初，我跟随山室三良教授研究老庄，后来对朱子学和阳明学产生了兴趣，因此转而跟随冈田武彦先生研究日本近世思想。在日本从近世

（注：到江户时期止）到近代（注：幕末之后）的转折期，对日本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便是阳明学，最终我将研究重心放在阳明学上。

记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冈田武彦纪念馆的情况吗？有中国游客过去吗？

疋田启佑：2004年10月17日冈田先生逝世之后，受过冈田先生教诲的人捐款修建了冈田武彦纪念馆。纪念馆首任理事长是九州大学的福田殖教授，我从2011年开始担任第二届理事长。纪念馆的地址在福冈一个叫做“秋月”的乡村里，平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常规活动之一是以“东洋之心学习会”为主题，每月在福冈市的中央市民活动中心举行讲座，我每两个月会去做一次这样的讲座。

在开馆之初，曾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的老师光临纪念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记者：听说您和冈田先生经常举办面向日本市民的讲座，能和我们聊聊吗？

疋田启佑：冈田先生认为，好不容易掌握的知识和学问应该让更多人知晓，让更多人受益。他尽量满足来自社会的讲学请求，做了很多阳明学的推广和普及工作。我的学问虽然尚未达到先生的境界，但只要有人需要、能够带来帮助，我都会尽力将我的所知所学传递给大家，这种传递的过程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和帮助。

为“西日本文化协会”举办的市民讲座就是从冈田先生开始的，我则受冈田先生委托延续了下来。此外，我还在福冈县文化联盟的市民大学里开设类似讲座。

东洋哲学更强调调和人际关系

记者：您觉得阳明学在日本影响最深的是哪些方面？

疋田启佑：现代的思想虽然以欧美追求合理、科学的思想为中心，但这样的思想在人心和人性上有所欠缺，当然，这两点在欧美可以通过宗教来补充。而东洋特别是中国思想与哲学中，本身便具有注重人心之诉求的部分，其世界观极富伦理性。其中，在幕末到明治维新时期，又以阳明学影响最大。“万物一体之仁”“致良知”等圣人志向的思想，带来了一种向着梦想与理想努力的人生观，这也告诉了现代人，阳明学中最重要的是强调“知行合一”即实践的重要性。

在《安冈正笃与儒教的现代化》一文中我曾写到，有学者认为以中国儒学为中心的东洋哲学相比权利更加强调义务，比起遵守规则更加强调调和人际关系，强调“和”。这种哲学带来的处事方式，在东亚的经济成长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封手写信 满目皆“知行”

特派记者 庞博

位于港口城市福冈市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

九州大学旧法文学部本馆

位于日本西南门户的九州，自古以来就是接收外来文化的窗口，明治维新中接受阳明思想的不少维新志士，也出身于此地。作为现代日本儒学研究的一大重镇，九大培育了不少儒学大家，冈田武彦先生是其中之一。

我曾在九州大学留学三年，但在接到这次阳明之路日本线的采访任务之前，却不知冈田先生出身于九州大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关于阳明学的采访再次和九州联系在一起。

修文的阳明铜像、绍兴的瑞云楼和阳明墓地、江西的落星亭，冈田先生的足迹遍布寻访阳明之地，隔了几十年时光，想要知道漫漫旅途中的故事与艰辛，想知道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只有沿着冈田先生留下的线索按图索骥。所幸，在资料中，我知晓了继承冈田先生学统的两位先生——九州大学福田殖教授与福冈女子大学的疋田教授。但二位教授都已退休，无法走“官方途径”，也就是通过学校联系到二位。

在采访组出发前的一周，我就像焦虑地放出无数只鸬鹚的渔夫一样，发动留日时期的所有人脉，请原九州大学同学、老师、朋友多方联系，同时自己也通过网络仔细搜索两位老师最新的活动信息。

所幸，放出去的“鸬鹚”最终带回了一条鱼，通过一家民间文化机构“西日本文化协会”负责人真武先生的帮助，我得到疋田先生的联系方式。真武先生还告诉我，40余年间，两位先生先后都在该协会每年为市民做4-5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讲座，从未间断。听到此语，我不禁感叹，作为儒学家，疋田先生从冈田先生那里继承的不单单是学统而已。

只是，从真武先生处得知，疋田先生今年已79岁高龄，不会用邮件、没手机，可供联系上的只有家宅的电话和传真，如此“严苛”的采访条件让我在拨通电话前十分不安，还好，在“嘟嘟”声之后，听筒内传来是先生健朗的“もしもし（你好）！”

对于我的采访要求，疋田先生不仅爽快地答应，并且在电话里多次安慰我：“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什么都不用担心”。

最终，我们通过疋田先生的叙述，得以了解冈田先生与阳明学、与贵州的一些点滴，试图勾勒出一帧冈田先生为人为师的剪影，探寻阳明学在现实维度对于日本的影响力。

在采访结束的一周后，我收到了疋田先生从九州寄来的一封EMS快递。内里，装着福田殖教授所写的一篇《冈田武彦先生的生涯与学问》的小册子，装订得整整齐齐。

疋田先生从日本寄来的手写信及相关学术资料

在同封的手写信里，疋田先生写到：“看起来你在寻找与冈田先生有关的资料，所以我把这篇资料寄给你，希望参考。冈田先生的全集今年会出第25卷，虽然全集计划有32卷，但编辑的森山文彦氏已八十三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完。我今年也已79岁了，现在还很健康，还能为研究、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所以，不管有什么问题，请尽管向我提出，我都会尽我所能。”

看完这封漂洋过海的手写信，我很感慨。“知行合一”是阳明先生倡导的精神，而年逾古稀的疋田先生，在信中所透出的那种严谨治学与不倦践行，不正是完美的诠释吗？

阳明行良知 天下乃无敌

（张明 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

明代文臣而建武功，以阳明为第一。有人认为王阳明实施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才获得如此军功，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阳明建立良知学说，劝人为善，要求知行合一，若行阴谋诡计，滥杀无辜谋求军功，是奸雄所为，非圣人所为。如果庐陵知县任上是他良知致用的小试牛刀的话，南赣巡抚上的事功则是他大刀阔斧运用良知的表现。一言以蔽之，阳明行良知，天下乃无敌。

1516年——1520年，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兼提督军务，这是王阳明建功立业的关键时期。他将良知运用于地方治理，使南赣地区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表现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

南赣巡抚设立于弘治十年（1497年），驻赣州（今赣州市），辖境有：江西的南安、赣州，福建的汀州、漳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等八府一州。由于南赣地处与福建、广东、湖广毗邻地区，四省相连，山险林深，地形复杂，积弊严重，矛盾尖锐，号称难治。在王阳明上任之前，历任地方官员都无法处理当地错综复杂的问题，以至出现桶冈、左溪、横水、浰头等八股土匪势力，规模达数万人之多，建号称王，声气相通，互为援助，危害四省地方。王阳明出任巡抚后，从多个方面进行治理，很快就解决了土匪为祸的问题。

第一，颁行十家牌法。王阳明最先在庐陵试行“保甲之法”，十家为甲，十甲为保，防盗互助。出任南赣巡抚后，他将保甲之法推行于南赣地区，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姓名、年貌、行业，每天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遇可疑之人，报官追究，如有隐匿违法之人，十家连坐。王阳明还告谕父老子弟，务必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大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第二，挑选训练民兵。王阳明针对官兵难于调度，调动少数民族土兵、狼兵又往返耗时、靡费巨大的情况，命令四省官员挑选精干民兵，每县多则十余人，少则八九人。江西、福建两省各得五六百名，广东、湖广两省各得四五百名，共得两千余人。另选杰出者为将领，严加训练，屯扎要害之处，出奇应变，维持地方秩序。

第三，合围剿除贼巢。王阳明发挥高效的执行能力与决断能力，协调各方官员，四省联动，分割包围，步步为营，分兵合围，相继攻占桶冈、左溪、横水、浰头等贼巢，仅用两个月时间，顺利解决长期混乱的地方治安问题。在此过程中，王阳明刚柔相济，一边军事进攻，一边劝谕从良，酋长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民众无不夹道欢迎。王阳明体会到良知的重要性，不禁感叹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第四，公布南赣乡约。王阳明自大征后，以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辞有曰：“顷者顽卒倡乱，震惊远迩，父老子弟，甚忧苦骚动，彼冥顽无知，逆天叛伦，自求诛戮，究言思之，实足悯悼。然亦岂独冥顽者之罪，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方，均有责焉。虽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饬励于平日，无乃亦有所未至欤，今倡乱渠魁，皆就擒灭，胁从无辜，悉已宽贷，地方虽以宁复。然创今图后，父老所以教约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聊属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务和尔邻里，齐尔姻族，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

此外，王阳明在匪患严重的地区，增加了三个新的县治：福建的平和县、江西的崇义县、广东的和平县。为了教化地方民众，恢复战后秩序，安顿流亡百姓，发展农业生产，他建立民间社学，提倡儒家教化，疏处商税盐法。

王阳明曾经治理的南赣地区，包含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边界，短时间内恢复了十数年的混乱局面。400多年后，这块地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自此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文图：本报特派报道小组 张可 庞博 申欣 路榕 黄震 赵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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