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发声学”和小说的气息

朱婧，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小说集《譬若檐滴》《猫选中的人》等。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发表于《花城》2024年第2期。

女性的“发声学”和小说的气息

——读朱婧小说《大声说话的女人》

辜玢玢

小说应该是有气息的，不同于呼吸的自然本能，气息是可控制可运行的无形之物，其形态不定，游曳于语词遣用行间，愤怒地喷涌而出，或者曲折地盘旋往复，亦或是松散地淌开泛去，关乎着写作者倾注于文本的生命地图的绵延路径。创作完结了，那气息仍旧寂寂地伏在其间。成熟的小说家纵使题材技法灵活多变，气息的赋予与运行却是一以贯之之事，最终凭借细微的气息异样成为独家的标记。在众多的女性写作群体中，朱婧小说的写作题材并不算新奇，无非仍是由女性写作者这一身份就可以自然联想到的女性以及与女性相关的家庭经验，尽管在修辞上她有着鲜明的古典审美意象与节制的留白特质，但这还不够，因为这些都是后天可以效仿模拟的技巧，唯气息是独一无二的。

独属于朱婧小说的气息可以在她对于并列语词的修辞偏好潜意识中窥见一二。以新作《大声说话的女人》为例，约有22处出现语词并列的句子，主要是事与物的罗列以及情绪状态的铺排。前者指向了生活美学的营造，虽是都市生活日常，但朱婧避开了小资情趣的渲染，恰恰是着笔于小资美学所鄙弃的世俗日常。例如叙述妻子准备饭后甜点，“饭后半小时，我去书房递送水果，合适的选择是剖成两半V字刀口切去根蒂的草莓，切成合适大小块状的芒果、火龙果，猕猴桃对切取出的果肉，总之不要有种子果核，方便食用为宜，再过半小时，送去果汁、热茶或咖啡因季节需求而异，配上市售或自制的蛋糕甜点。”在现代性话语实践中，厨房家务很大程度上是阻隔女性在公共社会价值延展可能的否定性因素，但问题在于，对于厨房家务的厌弃是否先验地评判了家务劳动的无价值，是否暗含着知识精英对于世俗日常的厌恶？由是，鼓吹女性社会劳动价值的现代价值序列看似旨在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实则更为彻底地否决了女性主体的多样可能。这便是朱婧小说气息的力量感来源，她一次次地召唤已被现代文明话语驱逐的主妇生活日常，一次次地予家务劳动以尊严，予家庭主妇以文学性的可能。

这场“主妇革命”并不气势宏大，而是冷静理性，或许朱婧本就无意反拨。“也许在美术馆完成布展和照看一个理想的家所需的想象、严密和精湛并无二致”，对于朱婧来说，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高低比试关系，而是处在平等的价值序列起点。因而朱婧小说对日常事与物的罗列带有近乎虔诚的气息，日常物品作为创造本身，是劳动的产物，是情感价值的显现，亦是审美的对象。小说的气息就是在对微小的事与物的反复摩挲中得以赋行，语词并列呈现出十足的耐心，丝绸般一一拂过，绵绵长长，引着人从知识理性回到人间烟火，更重要的是回到具体的生活现场。

当然，这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沉溺家庭生活。《大声说话的女人》中丈夫发生出轨，稳固的家庭结构开始松动，于是溯源家庭裂缝的肇始，却惊讶地发现危险的来源无关情感的衰竭，而是由于一系列生育后遗症所导致的身体经验。酷似刑具的产床、小腹下方的三层刀口、混着鲜血与血痂的乳头，以及对于袒露不完美身体的恐惧，这些约定俗成的身体禁忌，无法坦然言说，更无法获得理解，成为女性必须独自背负的十字架。小说标题“大声说话的女人”，实际上“我”有且仅有一次对话，并且是尝试示弱但被拒绝的对话，荒谬的是，即便在如愿被接纳进入婚姻体系之后，也再无对话的发生，“我”只能凭借动作而存在，“现捏小馄饨”“将食物端上桌”“递送物品”等等，期待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反讽。

然而朱婧没有冠以“我”绝对受害者的身份，她共情于女性“无法分享的疼痛”，但小说的气息并未就此变得疾声，而是向内地反躬自省。小说回忆“我”与“邀请我参与他的重启人生”的少年时代偶像的交涉失败经历，有一处叙事的暂时中断，穿插了一个均是以“我想”开头的并列句组成的段落，这是“我”对于“一种语言”即假借男性话语方式以颠覆男性凝视的想象铺排。但悖论的是，恰恰是深谙男性话语逻辑的“我”清醒且自主地服膺于此，对于“我”的婚姻选择，小说写道，“应该说我知道他是我离开海市蜃楼的唯一可靠航船。”“我最终选择丈夫，或者说让自己被丈夫选择，不如说是自甘慕强的牢笼。”朱婧尖锐地直指“我”的虚荣，在择偶选择时同样理性的利弊考量，因为作为弱者所以恐弱，因为恐弱所以慕强，因为慕强所以选择违心。在“我”骄傲地把少年时代的偶像钉上耻辱柱的同时，其实“我”与他同为一丘之貉，甚至，在面对决定职业命运的教育局听课团队时，变得“紧张、失控、混乱”的父亲与“我”也别无二致。

那么是否意味着出于情感原则的婚姻选择就能规避开倾轧？小说中的女孩与“我”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女孩拥有与“我”完全迥异的生活形态，能够自由进出书房这一“我”无权越界的飞地，但她最终同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性凝视的对象。而朱婧之所以未赋予任何人物确切的姓名，很大程度上也是旨在凸显人的普遍处境，无关年龄，无关性别，都难以从权力结构矛盾中全身而退。在这个意义上，朱婧已然逸出了女性文学的狭隘边界，“女性”不仅仅是性别的一种，更是无处不在的权力结构中因权力落差而被迫失语的群体。

这是朱婧小说的锐利之处，不惧冒犯地直指表象之下的幽微人性，打开那些无法启齿的生活褶皱，但与此同时，这亦是朱婧小说的温柔之处，坦然地承认并且接纳人的不完美。小说的最后，“我”决定“会去说”，但是“只是，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大声说话”，即便如此，标题仍旧果敢地界定她“大声说话的女人”，是矛盾，是挣扎，亦是趋向，而自我的生命尊严正是在此破裂中重获修复的可能。

在读罢小说的某个雨天午后，我坐在工位上发呆，窗外有株蓊郁的行道树，雨滴落在树叶上，顺着叶脉滑向另一片树叶，不断地积聚，最后坠向坑洼的泥地。我听不到声响，但我想泥地定也嵌刻了雨滴的形状。我没有来由地由眼前这一幕联想到朱婧停笔十年重返文学创作后的首部小说集《譬若檐滴》，瞬时惊颤，仿若触碰到了朱婧小说的气息，“譬若檐滴”，绝佳的隐喻，这顺着屋檐滴落的水滴，它绵绵长长，它纤弱，它内敛着穿透力。

辜玢玢，福建泉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新女性写作专栏评论

原标题：《女性的“发声学”和小说的气息 | 朱婧创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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