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选首都，共有11个城市备选，为何最终选定了北京？

在1949年4月，随着渡江战役的打响，国民党的首都南京相继被我军攻克，而之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也宣告了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到了6月，渡江战役完全结束，南京、上海、武汉等江南重镇相继被我军控制，长江沿线多个省份也先后落入我军之手。此时，新的政府机构和国家建设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6月15日，134名代表齐聚北平，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选举出了21位常务委员。为了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筹备会设立了6个小组，其中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讨论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以及国都的选址问题。

关于首都的备选城市，实际上早在1948年9月便已敲定了。当时我们从全国范围内选出了11个城市，这些城市分别是：北京（当时叫北平）、哈尔滨、西安、上海、延安、开封、成都、洛阳、重庆、广州、南京。

这些备选城市各自都有不同的优势。南京曾长期是国民党的首都，拥有丰富的首都设施。因此，如果选定南京，我们只需对现有的设施稍加改造，便可以直接启用。相比之下，广州作为南方经济重心，不仅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在近现代思想启蒙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是黄埔军校的所在地，这使得它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也不容小觑。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拥有完备的首都设施，且位于内陆，具有战略上的独特优势。此外，重庆的工业基础在抗战期间得到增强，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成都则与重庆相似，位于四川盆地，地理位置优越，四面环山，防御性极强，历史上更是“天府之国”，资源丰富。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受灾较轻，恢复经济相对容易。

而洛阳和开封，作为中国的古都，位于河南省这一地理枢纽，连接全国，联通性极佳。作为多朝古都，这些城市还拥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选择它们作为首都，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强的文化认同感。

延安作为革命的象征，既是八路军的总部，也是抗日战争的坚强后盾。延安的地理位置也相对优越，四面环山，防守性强，且其红色传统深植人民心中，使得其成为备选城市之一。

上海，作为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若选为首都，无疑能够迅速促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国际交往和贸易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地理和交通优势。

西安，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情感。西安的位置相对偏中，东南西北的纵深使其具有一定的战略优势。而且，陕西省历来是兵员输出大省，因此选择西安作为首都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哈尔滨的选择可能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它位于东北，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但当时哈尔滨的重工业相对发达，并且由于与苏联接壤，能够更容易接受外部援助。加之，哈尔滨当时的交通并不便利，也成为了其被排除的原因之一。

北平作为备选城市，也有其独特的优势。明清两代的大统一都在这里定都，加之当时北平的城市建设已相对完备，且解放时是和平接管，这使得它具备了快速投入使用的条件。再加上北平的交通网络相对发达，四通八达，纵深也较为适宜，因此它被视为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面对这些备选城市的种种优势，最终为何选定了北平作为首都呢？

在这些备选城市各具特色的情况下，最合理的方式便是通过排除法来做最终决策。首先，上海和广州由于靠近海边，容易受到外界海军的威胁，特别是新中国的海军尚在建设阶段，这使得两座城市都被排除在外。

其次，南京和重庆由于长期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过多的历史包袱使得它们不再适合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南京距离海边较近，重庆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不够便捷。

成都由于“蜀道难”的地理困境，且与全国其他城市的连接较为困难，也被排除。

哈尔滨因为其过于靠近边境，尤其是在中美苏三国的影响范围内，这种地理位置的风险让它成为不适合的选择。而且，哈尔滨的交通条件相对落后，也不利于全国资源的调配和管理。

洛阳、开封由于黄河的地理限制，也被排除在外，因为黄河的水患风险较大，设都在此地的安全性存在较大隐患。

最后，延安和西安因经济条件较为落后，也未能成为首都的最终选择。尽管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在当时的经济困境下，巨额的基础设施投入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北京（当时的北平）最终被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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